啊！斯特拉斯堡，我来了。
现在，可以向着斯特拉斯堡（à Strasbourg）——说（parler）：啊！我来了。
来到斯特拉斯堡的是谁？是“我”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来到这里的根本不是我。而是“另一个我”：试着阅读法语（或德语，或英语），说法语，有时，也说德语和英语的我，说着这些外语的“我”——位于外国语言中的“我”——哈哈（aha），我的蹩脚的外语似乎如同卡夫卡所喜欢的捷克犹太人所说的德语和希伯莱语，因为在德国本土之外散居，所说出的已经是一种混杂、不准确、发音交叉的伊第绪语（yiddish）了——这个在外国语言中说着伊第绪语式的“我”的我会是谁？
那么，当“我”现在回到汉语中，以汉语来写这个有关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是否我就回到了“原先的我”？可能？抑或，不可能？答案将一直悬搁。
也许在一开始，就有另一个我与自己一道开始？在一开始，“我”就被分开了。
因为这次到来，因为在不同的语言之间穿行，也许，就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走出了一条不可见的道路，一条还没有命名的街道——在斯特拉斯堡——它的街道的名字是可以为了保护避难者而改名的，也可以某一天为了它的思想者而换名的。或者，在“我自身之中”——一条看不见的切口被打开了？一口深长深长的第二口气换起来了？
啊，我来了，我在这里了——说出这个“来”，伴随感叹的临到——也许只是回应，回应一个召唤：啊！让我们去往斯特拉斯堡（à Strasbourg）吧！这个去往的à，打开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新的道路，什么样的思想的道路，去斯特拉斯堡和老师Nancy相会，去斯特拉斯堡思想，去思想斯特拉斯堡，去思想斯特拉斯堡的思想，去思想斯特拉斯堡的一次次相会??????
在相会，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相会中，这个“我”将改变，总是会有“另一个我”，如同德里达响应卡夫卡说：“总是会有另一个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或，说：我来了！”总是会有残剩（reste）的，剩余的，减少了的，残剩的时间和空间，在残剩之中，我们不再是我们自身，但是，我们却比自己“多”出什么了??????
也许，相会要发现的只是这另一个我，秘密的我——我的秘密，自己不可能收回的自身，一直在失去的自身和残剩着的自身。
我，已经是汉语的陌生人！
当你离开汉语和祖国，你就成为带着她印记的“少数者”，同时成为你自己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少数者：如果你爱她，爱你的汉语，在一个“不说”汉语的国度，你就有最为脆弱和优美的玫瑰花瓣在风中凋落、凋零时发出的颤音：你“说”出的词已经被折断了枝条，无法收回。
啊，你只有一个个孤零零的词，有时就只有这个“啊”，你就只是独自呢喃着你含糊不清的母语，这个时候的母语不是在说，而是身体本身在叫喊，在说，当身体（corpus）自身说（parler），也许它只是说出了你饥饿时肚腹中的“肠鸣音”（Borborygmi）：这是南希在献给德里达关于动物思想的思考时写给德里达一篇与他名字相关的文章的标题：他思考了在德里达之后意味什么的问题？其实也是提前的哀悼，在德里达去世之后，思想如何进行？南希强调了面对他者的困难，如何即是保持他的独一性，同时又是触摸到他？也许思想只是在这个含糊不清中开始的。这个肠鸣音是言说触摸我们的开始，如同我们饥饿时身体发出的叫喊，在另一个国度，你的肚腹可能最为爱国，你含糊不清的母语可能还原为饥饿的言词。

当然，这也是在回应我在国内的朋友们的美好的祝愿（谢谢璧生、均江和王恒等朋友的文字！）：他们期待我拥有另一颗心，在斯特拉斯堡多出一颗心——“心的斯特拉斯堡”，当然也是多出一颗心，更多的来爱他们/她们。

在十月初来到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已经是秋天了，落叶满地，满地的落叶，十月之初乃是哀悼的季节——前几天抵达巴黎时就是德勒兹去世十周年的忌日（10月4号），独自漫步在塞纳河畔，在第五区的巴黎高师和索邦大学之间穿行，经过rue d’Ulm——可惜大师们都在的时候，我不曾来过，而他们永远都不在这里了。而随着德里达的去世，和斯特拉斯堡的相会也在丧失中开始，这“丧失”唤起丧事、丧礼般的哀悼情调，在“蒙”（去承受，在法语中也是à）－“哀”（mourir）中，对一个地方或位置之“爱”（a-mour）的赞叹（啊），似乎也只能从哀悼开始。
开始已经是哀悼，思想之开始的步伐（pas）已经在丧礼的事情中进行。
原谅我不断打断语词，打断我钟爱的汉语，对于一个离开母语的人，只剩下了词，不再有连贯的句子，在漫游中我丧失了已有的句法。词，词，孤独解体的词，将在异地、在异域的经验中，以变异的相会的方式，形成它自己的“句法（syn-taxe）”，它不再是传统的句法，当然也不是翻译式的句法。
是的，不可能再与德里达相会，在斯特拉斯堡朋友的聚会或会所中，或“会堂（synagogue）”中，不再有德里达本人在场了，斯特拉斯堡失去了他。
斯特拉斯堡在这个秋天蒙上了一道看不见的哀婉的灰色，在rue Rome大街书店的书籍中，有斯特拉斯堡马可－布洛克大学哲学系形而上学教授Jacob Rogozinski献给德里达的一本新书：Faire part___crypts de Derrida。作为德里达和南希的朋友，Jakob的名字中也有一个“雅克（jacob:Ya’akov）”（或《圣经?新约?雅各书》中耶稣的哥哥的名字），也许哀悼就是去倾听名字的回响，就是去倾听语词本身在来到世界之初时的哀伤？语词或名－字或词（mot：[mo]，t不发音）就是为事物之消失而来？即是“死”（mort:t同样不发音），法语的声音在回响着语词与生命的秘密？或者，是为语言自身之言说、之允诺（versprechen）也暗示了ver前缀的丧失与败坏之义？言说语言即是哀伤之开始？
刚出的这本哀悼德里达书籍的封面就用的是黑色，上面只是白色的德里达的照片——这是伴随我这个星期的一本哀悼之书：Faire part___crypts de Derrida：：产生分别：德里达的隐秘。“产生告别”，两个人的名字发音相同，但是作为个人，作为死去的唯一者又绝对不同：《每一次唯一的，都是世界的终结》，这是产生分别与离别的本源了！这是告别和哀悼的出发点，如何哀悼德里达的哀悼？如何不陷入哀悼之同化的逻辑和遗忘离弃死者的逻辑？这个告别或分别之点在哪里？同时，他还特意思考了德里达名字中的神秘或隐秘，那个Jacques中的Ja（德语的肯定：yes），如同Yahve（雅威，犹太教的上帝之名）中的Yah，是上帝之名的踪迹，还有德里达的出生时的犹太名字是Elie，也与犹太先知Elijah有关，而EL也是犹太教的神名，如同德里达在献给勒维纳斯的文字里对勒维纳斯名字的简写（E.L）的解构书写。【也如同我自己的名字：中间的那个奇怪的“可”字，小时候，邻居朋友的母亲们都亲切地就只叫我“可子”，当然发音不是普通话的，那是又一个习语，又一个俚语和爱的方言，我不可能在这里展开，也许今后有一天，这些召唤我的美好的声音一起响起时，我会回应她们的。在这里所一起回响的，只是给予了我一个不受时效约束的命运：对一切说：可以，不要去否定！当然，同时，命运也仁慈，既是让我可以去“可－以”地肯定一切——“可不可，然不然”——也是允许我去说：“可是”——是轻轻委婉地转折，“可是”似乎是一个现代词汇？——“可－是”——还是在肯定这个“是”——似乎也是双重的肯定：“可”与“是”，语词自身在重复中形成自己的节奏，它们在游戏，也是如同“但愿，但愿”——似乎说出“但愿”这个词，一次总是不够的，总是试图说两次，再说一次——这都是不可能的可能性的双重约束的逻辑暗示。

1，从一本小书开始吧：思考斯特拉斯堡（献给德里达）

在书店同时买的另一本书就是这本思考斯特拉斯堡的书：Penser à Strasbourg：这是2004年献给德里达与斯特拉斯堡之间友爱关系的一本小书。
那就让我在斯特拉斯堡的思想从这本小书开始吧，首先和这本书相会吧。也是，在蒙哀中，在那个中间的小词“à”中让思想和斯特拉斯堡相会。

其中所收录的文章标题是：
序言：思考德里达（Penser à Derrida）——是斯特拉斯堡的市长F.Keller和哲学系的系主任G..Bensussan一起写的献给德里达的短序，简单指示了哲学和位置，斯特拉斯堡和德里达之间的亲缘性。尤其提到了斯特拉斯堡作为“解构之城”的名声。
德里达来到斯特拉斯堡（Derrida à Strasbourg）：让－吕克?南希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Philippe Locoue-Labarthe）合写，两个人简单回忆了德里达来到斯特拉斯堡的几次经历，从1970年的见面到2004年，1980年俩人为德里达思想的意义在Cerisy操办会议，一共四次都与之相关，等等，在1970年左右写的“白色神话学”的文本中，冬天下雪的斯特拉斯堡在记忆中，与德里达头发的白色一起永恒的彼此照耀着。
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擦肩而过（mi-chemin）：这是原先的哲学系主任现已退休的鲁西安?布劳恩（Lucian Braun）教授所写的一段往事，作为海德格尔的朋友，他一直试图在1960年代墨合1979年代促成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相会，试图在斯特拉斯堡与弗莱堡之间搭起思想的桥梁，但是路——只是在中途，彼此错过了：或者有意或者无意。
我很高兴认识德里达先生：收录了海德格尔写给布劳恩的两封书信。看得出海德格尔注意到了德里达的著作而且度过。要么因为海德格尔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无法在一起讨论哲学，也并不是所谓的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更加深层的原因可能如同南希教授对我所言，德里达与海德格尔保持着距离。
这地方说：斯特拉斯堡（Le lieu dit:Strasbourg）：这是德里达献给斯特拉斯堡的长文。也是我们下面要着重倾听的文字。
写给德里达的信：这是斯特拉斯堡哲学系退休教授F. Guibal献给德里达的文字，文章以书信的方式回顾了他自己与德里达思想之间的关系，尤其作为黑格尔和勒维纳斯思想的研究者，着重讨论了德里达和后者之间的关系，如同这座城市：对他者或陌生之爱——是它的特征。
闭上眼眸我也能读：这是斯特拉斯堡原先的女学生Isabelle Baladine Howald以深情的文字写给德里达的颤栗的文字，因为她知道德里达的病情，提前的哀悼文字如同《新约?福音书》中的玛利亚洒向耶稣脚前的泪水。
要是没有斯特拉斯堡：这是洛郭京斯基思考德里达和大学之间关系的文字，他讨论了为什么解构不是主义，不是学派，为什么会被法国的大学所排斥，讨论了法国大学和哲学传统的反动。
友爱的大学：这是哲学系主任本苏桑写给斯特拉斯堡马可－布洛克大学哲学系的赞辞，表达作为法国大学中唯一没有偏见而且开放的大学哲学系对他接纳的感激之情，他也同时讨论了大学，友爱与德里达思想的关系。
在经过之中（En passant???），这是Joseph Cohen这个犹太学者（他组织了德里达与犹太教关系的会议）写给德里达的文字：讨论了思想和通道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在斯特拉斯堡第一个星期读到的第一本书，第一个星期基本上在这本书的阅读和思考中度过。试图借助这本书，作为思想的地图和手册来进入这座城市，经过它，从我现在居住的街道，经过斯特拉斯堡这座城市，穿过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再到南希教授所居住的rue Charles Grad（夏尔迦大街），经过??????

2，在“保罗－召唤”之街居住

我住在rue Palerme 的Paul-Appell大学城。
Palerme这个词可能来自于parler：言说，言语，讨论，谈论，这个词？这里，是言说的地方，是讨论的开始，如同斯特拉斯堡也是欧洲议会parle-ment即言谈的地方？如同这里也是哲学议会——哲学之为哲学讨论的地方？
从这里开始，是哲学开始言说它自身的地方？
我的文字——我的信——写给自己的信，以“中文－写”给在法国的这里的试图“说－法语的我”的信函或通函，是通往这个哲学之路的开始：rue Palerme：我来了！
Paul-Appell一般是获得法国政府奖学金的学生们（CROUS）居住的大学城，马可－布洛克大学的办公楼和哲学系就在马路的对面。我住在名为保罗（圣?保罗的教名？）－召唤（appel）之小社区中居住，虽然，社区名字中的保罗可能只是教名，似乎也不是偶然，rue Palerme的旁边就是rue Rome，似乎这是保罗从罗马出发的地方，或者说，是保罗在这里写的《致罗马人书信》，而且如果考虑斯特拉斯堡这座城市的教堂如此之多和丰富——斯特拉斯堡也是一座教堂或会堂之城（天主教，基督教，犹太会堂等），也有圣?保罗的很多标记，比如那个著名的双峰并立的圣?保罗改革宗教堂（Eglise Reformée Saint Paul）。那么，这里曾经是一个教区？或者说居住在这里，就是要倾听保罗的召唤，虽然召唤这个法语词要比街道的名称中少一个l但是，这个多出的ll，这个无法被听出的字母，我宁愿倾听为对召唤的加强。
首先是倾听保罗对召唤的倾听——来自耶稣弥赛亚（不是耶稣的弥赛亚，而是一体的弥赛亚），进入这个弥赛亚所打开的现在时间，不再是回到希腊开端的“过去”，也不是犹太教的对“未来”弥赛亚来临的等待，而是当下的瞬间对弥赛亚的敞开，每一个现在瞬间因为耶稣弥赛亚的死亡和复活的已经到来被改变了，应该在这个复活的弥赛亚的时间中“汇聚当下的时间”。
当保罗在大马司革的路上听到召唤时，突然他盲目了，为什么是盲目才可能改变？从我住的街道到南希教授居住的Rue Charles Grad街道，并不太远，但是似乎夜晚梦中疯狂的以法语的呼喊已经改变了我的心魂。而且，正好要经过那个位于斯特拉斯堡大学主楼对面的以圣?保罗命名的改革宗基督教教堂，似乎这个由两个尖顶构成的双峰教堂——为什么是双峰并立的建构方式？——是再也不安息的保罗的双眼，永远警醒的双眼：等待弥赛亚的再次来临！
这恰好与那个“被蒙住双眼的犹太会堂（synagogue aux yeux bandés）”对照——盲目，似乎是对犹太人命运的暗示，盲目，是因为所有的感觉，尤其是作为理智的视觉要转换为触觉，去触摸，触摸不可触摸的，这是生命在界限上的疼痛？
如同保罗，他没有见过耶稣本人，我也没有经过德里达本人，如同保罗在幻象中看到了耶稣，我只是在电影中看到过他，听到过他的声音：不要自恋！呵呵，好一个类比！以及关于未来和到来的行走的声音。（——这个关于电影和复活技术的反思有待今后展开）
同时也是倾听保罗的召唤——在保罗自己所写的《罗马书》中，这个星期我同时阅读的书还有Agamben的《残留的时间——<罗马书>之评注》：他分析了保罗在罗马书书信开头开始的十个希腊语词，那个蒙召的使徒，对自己职分的确定。在倾听召唤（kletos,Beruf）中，保罗改变了自己的名字：从Saulos 到Paulos成为基督弥赛亚的doulos（奴仆），不可能的生命奇迹发生了。居住在这里，就是再次倾听这个声音？去触摸那些作为分离者（aphorismenos）的“分界线”——那个本雅明所发现的古希腊的Apelle式的分界线——又一个与街道有关的名字，打开了另一种区分方式：no-non juifs——另一个肯定的奇特的逻辑，不是否定，也不是辩证的肯定，而是作为“似乎不（commom non, comm. non）”的逻辑（《歌林多前书》7：29－31）：“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剩下的时间：le reste)，那有妻子的，要像（好似，似乎：comme non）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世界之物的，要像不用世界之物。因为世界的形象（schema）要过去了。”【呵呵，这倒是很像我现在独自在法国的状态，好像不在法国，好像也不在中国。一个双语的陌生人和边缘的少数人。】
Agamben分析了这个保罗奇妙的否定式的习语：还是在这个世界上，信主或得救后一切其实没有改变，世界还是原先的样子，以前是奴仆的现在还是在做奴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现在却是主的奴仆了，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世界，不可能有另一个世界（如同南希在《拆封》中对基督教神学世界观的解构所强调的）；但是，因为弥赛亚的到来，世界变异了，一切都一样，但是，一切又都不一样了；因此，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要“如同”－“好像”（如同德里达所分析的康德的那个comme si）－要像——与其自身全然不同的一般。
如果进一步扩展这个non之“非非”的逻辑，那么，犹太人要像非犹太人，希腊人要像非希腊人，这个非非的逻辑打开了一种新的空间：因为我们自身都不再是自身，我们都有一点“非非”的种姓，或者说，生命本身就是超出自身的，或者是残剩的：总是残剩一些东西，不属于自身。
那么，中国人呢？这个我呢？在接近其他语言的思想中，是否已经变异了？我的心不再是原先的，而是好像不是我的了？
在这个使徒保罗的名字所命名的街道上，我是一个听道者？一个传道者？听什么样的道？传什么样的道？变异之道？等待弥赛亚的道？汉语思想的“道”之道？去倾听道的召唤，也需要我们的变异？

也许，该是时候，就是现在，来唤醒汉语古老思想中的那个“朝闻道，夕死可矣！”中的“道”的时候了，当然，我们的倾听——如同圣人们的倾听的耳朵——已经被异国的语言所变异或变乱了，这个变乱意味什么？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命运？如同保罗的改名。

很久以前我就看到过那个双峰的圣?保罗教堂，在我的电脑里就曾经以这个双子教堂作为我电脑的页面。我也曾经去过另一座德里达所寓意思考的“蒙住双眼的会堂”。
我一直在遥望它们，似乎，我看到了它们也在凝视着我：你是否是那个散居外地的“少数中的少数”！

3，斯特拉斯堡：交错之城

我曾经来过几次斯特拉斯堡，那是2003－2004年在德国弗莱堡学习时，特意来过的。有一次，在康德去世两百周年纪念——也是哀悼——我从弗莱堡到海德堡再到斯特拉斯堡，一天中，我在德国和法国之间穿行，也是在莱茵河两岸，在思想之中穿行。
斯特拉斯堡，是法国东北部与德国比邻的一座边境城市，在历史上，因为边境的地理位置，她她有时属于法国，有时属于德国，因此这是一个双语的城市，交错的城市，甚至是“杂交的城市”。因为这个边缘的地理位置，欧洲共同体或欧盟选择这个城市作为未来欧洲的首都可以说意味深长。
在斯特拉斯堡，有着很多的“小城邦”：这是一座城中之城——欧洲议会（Parlement européen）所在的首都，国际作家议会（Parlement international des écrinains，也是“议会[Parlement]”，也是会谈[parle-ment]之所），还有2004年成立的“哲学家议会（Parlement des philosophes）”，同时，国际人权组织也在斯特拉斯堡——这是一座避难之城和希望之城。
现在的斯特拉斯堡，渐渐在成为欧洲的中心，因为欧洲议会在这里，我曾经参加过欧洲议会大厦，也许，这个建筑太现代了，看不出欧洲古老建筑的痕迹？是否因为无法协调各国传统的建筑模式？是否未来的欧洲不再是老欧洲了？不需要带有浓厚教堂特色的建筑记忆？在玻璃环抱的伞形外壳中，怀抱着球形的议会议席——是的，欧洲人把世界或地球放在自己的心中，也许你会说他们太狂妄了？但是，新欧洲及其未来，欧盟宪法及其意义无疑对后民族国家而言，是一个崭新的思想，欧洲的这颗心，也许不仅仅是为她自己而跳动，也许，她一直已经在为他者或陌生人而颤栗了。
现在的斯特拉斯堡也是国际人权组织的中心，这个人权组织就在议会大厦的旁边，建筑是一条船的形状，是的，人的权力或权利还是一直在茫茫大海上的一条船，但是，这是一条我们不得不搭上的船。只有在这座船上，我们才可能通向希望之乡。
当时去斯特拉斯堡，因为那是南希教授在这里，也是因为这里有勒维纳斯和布朗肖的大学，记得当时我买了他们在书店中的所有书籍。勒维纳斯在斯特拉斯堡和弗莱堡之间的往来和错开打开了思想的不可思想性，也在这座大学的哲学系留下了与德国思想的差异的踪迹：Guibal和本苏桑都是研究犹太教思想，后者是研究罗森兹维格的专家，也一直在研究弥赛亚的问题，他在最近出版的《论弥赛亚的时间》中讨论了几种不同的时间：犹太教的等待弥赛亚的时间，启蒙的历史时间，以及时间打断的弥赛亚性的时间，讨论了罗森兹维格，本雅明，谢林和黑格尔等人对时间的不同理解，也是深深受到德里达“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的时间思想的激发所致。
而布朗肖的中性更加接近一种佛教的思想，尤其让我着迷。在抵达德国的第二天，看到的德文报知上就是布朗肖去世的消息：是的，“死亡在复活”，不是去复活死亡，如同南希所强调的布朗肖思想的激进的特点，这构成了德里达和南希讨论拯救和复活问题的新的出发点。也许，有必要去发现另一个“保罗”，在rue Palerme街有必要转向rue Rome大街时，出现的可能是另一个保罗，如同去往摩力亚山的是卡夫卡式的“另一个亚伯拉罕”。
后来来到斯特拉斯堡买书，来的时候大概也是布朗肖去世一周年的纪念的日子，我与这个城市的关系似乎总是与哀悼有关：“挚－爱”就是“哀－悼”，哀悼就是挚爱。“爱（ai）”和“哀（ai）”——在汉语思想中的神秘押韵，如同南希在面对德里达即将辞世的痛苦时，所让我们听到法语中安慰（désolé）和伤悲（consolation）回响的乐音，拯救——即是在心中响起这个音乐的回声。对于我，对于“我的汉语”而言，则一直是“爱和哀”同时伴随着的古老韵脚：这个押着准确拍子节奏的“脚步”似乎从不蹩脚！道路之为道路，只是因为有对这个乐音的倾听才可能，这个乐音般的声音微弱，然而坚韧，似乎它们从大地的核心响起，并从我的脚下升起来。

而在历史上，斯特拉斯堡也是Albert le Grand和Eckart大师的城市，尤其是后者的布道文字在海德格尔、德里达和南希等人身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记：“我祈求上帝让我免除上帝”——这是真正的自由，这就是这个城市古老而隐秘的心脏——自由之心，这个位置的自由、决断和言说。在这座犹太教和天主教，基督教教堂汇聚的城市，唯一神之间的关系成为不得不思考的主题。
当德里达说，南希是犹太教式的，拉巴特是犹太－天主教式的思想，他自己则是一半是天主大公（普遍）教，一半是伽尔文教式的思想——这个“玩笑的”说法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呵呵，德里达其实一直在文本中笑，如同他在去世时给朋友们的最后的遗言：希望他们对着他笑，如同他一直都对着他们笑：Souriez-moi：对着我笑，这是最为美丽的遗嘱。那也许是因为南希写过献给德里达的《犹太－基督徒》关于新约中《雅各书》（德里达的名字）的文字？或他对他者触摸之可能和不可能的思考受着勒维纳斯的启发？在这座城市，这座勒维纳斯学习的城市，对他者的敞开，是它的秘密。
这座城市也是歌德学习的地方，这里有歌德的雕像，它也是本雅明，伽莱蒂，利科尔生活的城市。这里，也是施米特学习的地方，当德里达写作《友爱的政治学》，特别讨论了在勒维纳斯和布朗肖之间，南希的友爱或兄弟情意的博爱共通体之间的范例时，也是在回应施米特的敌人的政治学。因为这个城市——也是友爱之城和避难之城。
当然，我还知道，这也是我们中国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学习的大学，我看过朱先生五十年代初的文字，那个时候还是与西方保持同步的，但是，后来却悲剥夺了思想的活力？是否他后来丧失了在这个城市所给予他的力量？

思考斯特拉斯堡——即是思考这座“城市”本身：思考——思想和这个城市的关系，在思考这个城市的特性（trait）中思考思想本身的踪迹（retrait）或特色：这个城市作为解构的标记，它属于法国，但是，它也同时是欧洲的中心——未来的首都，虽然它现在还是属于法国。这个在边界上的口袋般的城市（parergon）：这个位置——属于法国又不属于法国，或者说，这个城市属于自身不属于自身——如同解构并没有什么专有的自身，而是一直在属于他者，回应他者。这个未来的欧洲的核心，围绕核心欧洲的思想在兴起，这个核心，作为未来欧洲的心脏也是心中之心——它的隐秘的心一直在秘密地跳动，如同它的建筑样式，为每一个到来者而神秘地颤栗，它也是心外之心——不属于法国，而是整个欧洲，但是，如同欧洲议会大厦地建筑——一个地球仪般地核心被玻璃地外壳怀抱，这颗心——也是为了地球——整个世界或全球——而跳动，这个跳动地颤栗地节奏，将打开另一种政治的可能性，未来的到来的共通体。这个欧洲共同体如何有着它的成员，它的现实效果和不可操作性？这个边境的城市，如何在解构的绝境中，在面对唯一神，技术和资本的神之间的冲突找到自己的未来的方向？如何与我所来的东方对话？如何在法国之外这个体外心脏中，不陷入欧洲中心主义？啊，心的斯特拉斯堡，却不是中心！
因为它曾经属于双语的交叉？它不属于自身？因为边境，作为界限和交错？这个城市作为避难之城，人权中心之城？避难之城意味什么？斯特拉斯堡是一个口袋的褶子，一直有待外展的褶子，它可以超出自身。

4，斯特拉斯堡：避难之城

也许是因为人权组织的关系，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国际作家议会，这是德里达和一些友人成立的，接待和保护了很多的作家，比如因为写《撒旦诗篇》而被追杀的拉什迪。德里达在他的文章中会议了斯特拉斯堡作为“避难之城”的奇特意义：在一个黑夜，为了迷惑可能的刺客，在拉什迪和德里达等朋友们见面时，斯特拉斯堡街道的名字的牌子被改换了，南希教授向我讲过这个奇特的事件，就连名字也是非常有故事的，就连斯特拉斯堡本地的朋友们也迷路了，无法认识眼前的街道牌子的名字。
斯特拉斯堡为了保护避难者，德里达写道：“使恶的踪迹失效了”，“斯特拉斯堡，我得出结论，是一个城市，可能改变故乡的城市，斯特拉斯堡是一个城市，为了一个夜晚，可能改变它街道的名字，但是，这个位置说，斯特拉斯堡尚留着，而且指令着斯特拉斯堡：???这个地方说???”。
也如同德里达本人与斯特拉斯堡的关系所见证的，当他1968年与Tel Quel群体断绝关系，因为这个群体在68时候，对待布拉格的问题上，以及后来转向对毛主义的崇拜和暴力倾向，他自己的离开使他自己倍感孤独，在这个他生命和思想中困难的时刻，是南希和拉巴特在斯特拉斯堡的热情的主持重新给了他以激情——后来的很多围绕德里达的思想活动都离与南希和拉巴特不可分开，也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活动不可分开，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斯特拉斯堡也是思想的避难之城。
在斯特拉斯堡因此会议期间，德里达也见证了另一个故事，一个从小就居住在德里达小时候生活的阿尔及利亚的El-Biar街道上的邻居，也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但是，当她最初申请大学时，其他大学都拒绝了她，只有斯特拉斯堡大学接纳了她。
对于现在的系主任本苏桑而言也是如此，当他在其他地方感到大学的压抑时，是德里达建议他来到斯特拉斯堡，因为斯特拉斯堡大学是友爱之大学，是“唯一的”没有恐怖的敌意的城市，也是非常“中性的”。
因此，这个无条件的大学的友爱和对避难者的接受或友善，也是与德里达对礼物，友爱等的思考相关的。任何思考一种无条件的友爱的大学？这个无条件不是没有困难和障碍，而是：障碍和困难是无条件的条件。
或者说，思考这个避难之城也是思考道路的经过（en passant）：如何思考思想和消失或经过之间的关系？古老的避难之城的友善是否应该放在这个背景中来思考？

还有另一个故事，拉巴特翻译了荷尔德林翻译的悲剧《安提戈涅》，并在斯特拉斯堡剧院上演，邀请德里达来观看。“地方（或位置）言说”——正是来自这个悲剧中的台词。而小女子安提戈涅也是哀悼的化身，“优美的哀悼”？或“优美的死亡”？但是已经不再是浪漫派意义上的了，而是对生命的偏爱。那也是，甚至还为一个死者也同样要求提供一个安息之所——避难之所。
这个位置或地方说（这是克力翁的叫喊）：说出命令？什么命令？对他者友善的命令？

2004年成立了哲学家议会。斯特拉斯堡开始了哲学本身的言谈（parler），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就是会堂，就是“物自身（la même chose）”。
为什么这个议会要选择在这座城市？这对欧洲的思想意味着什么？对解构意味什么？为什么以议会作为名字？这些问题还有待在未来的思想中呈现和展开。

5，斯特拉斯堡大学：友爱之城

当我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我看到了三代人之间的友爱，如同这本小书所安排：【首先还有海德格尔－勒维纳斯之间最老一代人之间之不可能的友爱？但同时却有勒维纳斯和布朗肖在这里的绝对的友谊！】，德里达－海德格尔（不可能的相会[envois]？）－布劳恩；南希－拉巴特－Guibal；本苏桑－洛郭京斯基－科恩－伊莎柏勒。思考解构，将不得不思考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大学：马克－布洛赫大学哲学系。这里的三代人（或四代，包括海德格尔对德里达的期许）——在那本小书中，围绕德里达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的友爱关系：标记了友爱大学的主题（topic,topos）。友爱和相会在莱茵河左岸升起的合唱似乎更加蔚蓝。
德里达在到来——德里达来到斯特拉斯堡的踪迹和道路——敞开了解构的一种新的未来，在德里达去世之后，这个到来在新来者那里更加深远和广远。

是的，德里达对海德格尔做过同情的理解，他说过没有海德格尔思想的激发，他自己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他在海德格尔的耳朵中思考了此在所携带的朋友的声音——这个朋友是谁？思考哲学本身也是思考这个“友爱”与后来政治共同体之间的争斗的关系。但是为什么是朋友的声音？此在之为对存在的本真追问一直是由友爱所伴随的？
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友善接纳了洛郭京斯基，这个友好的接纳让他思考了这里可能有的德里达作为教授的席位，因此他思考了为什么法国的大学如此拒绝德里达？
首先，他分析了法国大学的所谓“理性的传统”，尤其体现在对传统文本和经典的历史的评论和评注上，主要采取亦步亦趋的方式，追求所谓的学术的严格一贯，回到作者的本义和原意上。
但是德里达的写作却是在文本的边缘上着手，打破了一系列传统文本解释所假定的前提。比如，在老师和学生相授的传递方式上，在《书写与差异》写给福柯的文字《我思与疯狂史》中的开篇，在老师福柯当场的情况下，不得不面对学生和老师在真理传授关系下的尴尬和紧张：一方面，德里达坦诚了自己作为门生对福柯的敬意和感激之心，同时，另一方面，这种门生意思一开始，虽不能说是争辩，却是只能沉默的。显然，“门生意识因而是一种不幸意识。”但是，德里达的“当仁不让”在于，他发现：“那大师（或师傅），如同真正的人生那样也是不在场的。”——这个缺席构成了老师和学生对话或争论关系的前提。而似乎福柯对此不太警醒，当然这可能与福柯的写作没有足够深入对“疯狂”之不可能的经验相关（当然这决不是否认福柯在历史哲学等领域的伟大贡献）？如何会有一种疯狂本身的经验？——这已经失语了，只有理性的疯狂？柏拉图以来所梦想的最美丽的疯狂？
但是，大学或那些教授们似乎并不愿意承认这个前提：如同当年轻的我们在共通体中说：没有老师了，我们构成的只是一个“婴孩子们的共通体”，似乎永远不会成熟——而在外边的人听起来，我们是多么的狂妄啊！德里达对理性和大学原则的挑战，也是对启蒙本身的反省：康德要自主成人的那个“人”其实一直、同时、已经有了一个永远都张不大的“孩子”在这个人的身体里——如同耶稣说：“如不变成孩子的样子就不能进天国”：啊，一个婴孩的共通体！——这里的这个孩子就是生命中应该被绝对保护，被爱护的，它不是生命的一部分，或者可以丢掉和扬弃的，而是生命成长的条件，而且，这个孩子的无法长大的创伤经验构成了成熟的前提。
此外，德里达后来神奇又神秘的作品《明信片》也是来源于在英国牛津大学发现的一张古老的明信片上的图片场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后面指点后者写作。联系后来的《友爱的政治学》，是否，在本来的意义上，大学和师生关系其实应该是友爱的对话关系？如同柏拉图的学院和柏拉图的第七封书信所昭示的？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恰好不是“教师或老师”，他并没有给出真理的答案，而是每次对话都临时停留在那个aporia的绝境上。
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对绝境的经验甚至超越了友爱的对话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解构没有敌人，或者说，进入解构的经验，是去爱敌人，呵呵，好一个基督式的要求，呵呵，由此看来，吾人在中国也没有敌人，可惜在老大的中国，很多人似乎都想与解构为敌，很愿意与解构为敌，这看起来似乎比较好笑了！
而老师——如果有的话——也许作为临时的带路者的名称更好，应该是把我们带向面对我们各自或一起的对绝境的经验，如同摩西的出埃及，如同孔子的困厄陈蔡。
因而，德里达“对”文本的解读也是超越了古典的导师追随原则和现代理性批判的超越原则。不是追随老师，认为经典已经写完了一切，“一切即一”——所有的哲人思考的都是一个问题，是的，没错，但是，“一切即它”，如同德语的存在（Sein）之为“一”，也是在变格中成为“它的”，属于他者，因为老师本身也是缺席的，他也在失去和赢获自身的苦恼中斗争，而且老师本身也在梦想变异自身——如同柏拉图要变成苏格拉底，或相反；也不是简单的批判——批判本源的意义反倒是判分，区分，分别，而任何的区分如同海德格尔所思考的，即是承受痛苦，即是德里达所思考的创伤事件。德里达的阅读打开的是文本之间差异的游戏和游戏的差异，游戏的差异和差异的游戏之间还并不对称：在绝对的重复中发现差异，而且让差异一直延伸到无限，文本一直是敞开的，向着未来的他者所敞开。
因而，如何的阅读因为未来读者的不可确定性，也是注定在结构上就是不忠实的，当然绝对的忠实恰好意味着要去不忠实——因为：他是他（要尊重这个他者），我是我（我必须在他者面对呈现我的独一性，否则，我要么被他者的暴力同化，要么陷入与他者一致的假象）：这两个“是”恰好不是——不存在，不等同，恰好是间隔差异之所在。
而且，差异的游戏都是面对文本自身从无到有的生成，面对文本的那次唯一的、第一次的原初发生，不可能现成的注解或注疏文本，因为文本本身是在创造的意义上唯一发生的，也要求我们必须以创造性的方式去回应。以创造回应创造——如果德里达的解构有着什么解释学原则的话，这是唯一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却是根本上无原则的，因为创造意味着从无到有的创发。
在这个意义上，解构什么都不是，解构没有自身的位置，它也不发现什么，没有大师的唯一的大词或圣词：比如，柏拉图的相，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笛卡儿的我思，莱布尼茨的单子，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海德格尔的存在和成事（Ereignis可能已经是准－概念了），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与德勒兹有所不同，后者还强调唯一词，当然，德勒兹可能是在创造的意义上提出的，但是，从这里还是可以看出德里达比德勒兹更加彻底的地方。
当然，德里达在大学不受欢迎，更为内在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圣书》所言的“先知在本乡总是不受欢迎的”！解构在到来，解构在发生（a lieu：take place），却没有自己的地方或位置（lieulace）：这是解构的“不幸”却“快乐”的命运：如同对生命之狂喜般的哀悼，因为它爱这个“非位置”，如同柏拉图借《蒂迈欧》让苏格拉底倾听他对Khora的无尽创造的爱！
因此，解构也不在斯特拉斯堡：没有什么解构的斯特拉斯堡学派，没有什么解构的传人的冠冕，解构只是穿越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大学作为友爱之小共通体，只是通道指引的标记：道路在远方，因为朋友在远方??????

因此，可以试图进一步扩展的问题是：也许这个城市和这个大学也一直携带着朋友的声音？因此，思考斯特拉斯堡就意味着——多重意义上的思想：
“思考斯特拉斯堡”——首先这是思考“解构和到来”的相会关系：德里达从1970年起就一直来这个城市。德里达他一直在来，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来，他没有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虽然有过这样的机会（即1980年他申请教授席位时，被斯特拉斯堡所邀请，但是没有成行）——来到斯特拉斯堡也意味着和莱茵河对岸的弗莱堡相会：如同L.Braun曾经想极力促成此事，但是相会并没有发生，莱茵河的河水是错开的证人。德里达在到来，他一直在到来，但是他没有到来，他在未来到来——到来一直是到来而不仅仅是将来的抵达。当德里达和南希和拉巴特相会，解构找到了它“本己的或自己的或专有的”位置——斯特拉斯堡大学是所谓的解构学派的中心。解构的现实“操作”或效果——尤其在政治上——不是在巴黎而是在这里。德里达、南希、拉巴特之间三一体般的友爱让这个边境城市，使这个城市的大学有着解构的边缘拓扑学的位置感：以致有人尖酸地反讽：“斯特拉斯堡的解构学派”。

同时，德里达在他的文章中着意思考了犹太教的会堂（syngogue）——希伯莱语是knesset——和基督教教堂（Cathédrale）的差异，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差异在这里，在这座城市被撑开。
思考斯特拉斯堡——也是思考解构“思想”的发现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是去思想这个城市的“思想”，即思考发生在这个城市的思想：为什么解构在这个城市——而不是其他城市，比如不是在巴黎——发生，发生得如此深远？是否因为大学的体制的关系？因为大学本身的无条件性？因为它对他者的敞开和友善？彻底走向了对基督教的解构？为什么思想在这个城市敞开和书写？因为莱维纳斯和海德格尔或德国的关系？因为南希和拉巴特的写作？对荷尔德林和德国浪漫派绝对文学的思考？荷尔德林对于解构思想的意义绝对不亚于对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意义，当然其中的不同也尤为关键，这尤为体现在南希他们对荷尔德林古希腊悲剧的解释上（海德格尔关于强调了荷尔德林的诗歌，而对悲剧有所忽视），以及对整个德国浪漫派及其新神话的把握上（海德格尔那里创造新神话的痕迹依然很重），还有对荷尔德林写作着隐含的犹太思想的前提有所加强（而这是海德格尔不提及的债务），对古今之争的重新理解，对犹太－基督教之间关系的重新理解，对唯一神论的解构？关于纳粹问题和奥斯威辛的彻底思考？因为没有位置，如同基督教的原初发生？对“神圣”的位置的思考相关：神圣只是位置，只是在通道（passage）中，在这个世界上，打开其之外，但并不是另一个世界，如同斯特拉斯堡这个城市。
思考斯特拉斯堡——也是思考思想和这个城市的未来，这个到来与弥赛亚的关系——对弥赛亚等待的研究。到来和未来的思想将在欧洲共同体的政治未来与到来的民主的关系之间展开，同时也有重新思考共通体和未来政治的关系。本苏桑对弥赛亚时间的研究，南希对“犹太－基督徒”的“另一个雅各（不是圣经新约的，而是德里达式的，甚至，不是德里达的，而是“另一个德里达”，另一个我的）”受膏者和弥赛亚之间关系的思考，让思想触摸到了另一个礼物，德里达的“剩余”的思想在德里达去世之后与“弥赛亚等待”的关系如何？
另一个德里达，也许，另一个“我”只是一个到来者，同时也是一个等待者，或唤醒对弥赛亚等待的“听道者”？

6，Rue Charles Grad

有一天，也许，Rue Charles Grad也会改变它的名字。
也许，Rue Charles Grad有一天会变为rue Jean-Luc Nancy！
我将去Rue Charles Grad，那里曾经是拉巴特和南希住了很久的街道，在1988年拉巴特搬迁之后，南希也一直到现在还住在这条街上。
其实，在德里达的眼里和笔下，夏尔迦大街已经改变了它的名字了。
德里达在《明信片》（1978年6月22）中提到在这条街的晚餐，然后去观看《安提戈涅》的悲剧上演，他在心中大声地默诵着其中的台词，有时是德语，有时是法语在德里达心中这个地方与言说的关系一直在他的思想中展开着，如同德里达已经在《丧钟》的写作中，在解构黑格尔的对这个故事的解释时，已经在这个地点上敲响了哀悼的丧钟了。
这个丧钟如同“哀与爱”的合唱的声音，如同拯救的安慰和伤悲的伴唱，如同不同的语言在这里相会：没有会堂的会堂——无形的“教会”，会所？会通之所。
斯特拉斯堡只是在转换和转变（transportant et transmettant），如同解构的思想本身带给哲学的从未有过的力量！

在这本书之后，在德里达之后（Derrière Derridaerrire-da：依然是重复的乐音），德里达——在“Da”这个海德格尔意义上的Dasein的自由敞开的位置之后：在德里达去世之后，哲学或思想意味什么？德里达之后的意义何在？南希教授告诉我，下个星期，在巴黎，德里达思想一周年的纪念会议将会召开。
思想的道路在何方？在离开祖国这个位置之后——来到斯特拉斯堡之后——在德里达之后，思想去往何方（触摸到什么样的意义[sense]）？

我将去往Rue Charles Grad！在秋日的阳光中：

阳光在到来
阳光一直在到来

这秋日的阳光
和我一道
穿过
双眼被蒙住的
和睁开的会堂
来相会

任何的相会
任何的开始
都是触摸
而去触摸
一直
已经
被触摸了

当一个位置说话
它就开花

当蒙哀的眼睛
被泪水蒙住

这一刻
万物都被阳光所
触摸

2005年10月8－11号，斯特拉斯堡